第九年：漢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
巨大的漢帝國已經(jīng)慢慢走上了正軌，趨于穩(wěn)定。
劉邦放棄了最初定都的洛陽，這個四周都是平原的地方，而是聽了婁敬的建議，把都城定在四塞之地的長安。
長安和洛陽是歷代定都常常青睞的地方，有漢一代，就分別在兩個地方定過都，也算各有利弊吧。
長安的好處是四塞之地，易守難攻，聽這個名字就像，“長治久安”。前文提過，班固的《兩都賦》里說：“左據(jù)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一般來說選長安有更多的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
而洛陽的好處也是壞處就是“位于天下之中”，四周交通都非常便利，便于經(jīng)濟發(fā)展也易于被其他勢力所攻打。
在劉邦的時代，長安應(yīng)該是最好的選擇。中華大地的人民已經(jīng)大概有800年左右的時間沒有享受過太平了，雖然劉邦暫時統(tǒng)一了天下，但是誰也不敢做一個穩(wěn)定的預期，總會擔心戰(zhàn)亂隨時再起。
對劉邦來說，那么多的異姓王在各地虎視眈眈，把都城建立在易守難攻的長安是非常明智的。
然而長安作為都城最大的弊端是缺糧食，而且交通不便。
在漢代，長安還勉強可以承擔糧食的消耗，可是到了唐朝，都城所需的糧食需要大量的從南方和東方運過來，洛陽有十分方便的漕運從各地調(diào)糧不是問題，可若想繼續(xù)把糧食從洛陽運到長安，則會困難異常，這是一個連皇室都承擔不起的費用。
唐朝的歷史上就曾經(jīng)多次出現(xiàn)皇帝率領(lǐng)百官專門去洛陽“食洛陽粟”，因為長安的糧食實在不夠吃了，而把糧食從洛陽運到長安還不如把吃飯的人從長安運到洛陽方便。
劉邦定都長安后，先后建立了長樂宮和未央宮兩個漢代的主體宮殿，又強行遷徙了很多關(guān)東的豪杰（有錢的人）到長安附近，很快把長安成功的變成了帝國的中心。在漢初持續(xù)近八十年的輕徭薄賦政策的支持下（直到漢武帝開始打匈奴為止），長安也很快就變的富庶。
從劉邦開始，歷代前漢的皇帝都把自己的陵墓選在了長安附近，每個皇帝都會遷徙很多富豪到這些陵墓附近的縣邑居住，慢慢的長安附近也就形成了一個很特殊的區(qū)域，叫做“五陵”。
五陵一般是指高帝的長陵、惠帝的安陵、景帝的陽陵、武帝的茂陵和昭帝的平陵，也就是漢代前六個皇帝中的五個的陵墓，但其實最后廣義上的五陵地區(qū)遠不止這五個，后續(xù)的皇帝也都紛紛跟上了。
五陵在后世的形象是一個富豪聚集的地方，是一群豪杰的群居地域。正是漢朝的這種把各地富豪豪杰都遷徙到自己腳下管理的政策造就了這個極端俠義和富有的地方。
“五陵年少”一詞更是成為了富豪子弟的代稱。
和五陵有關(guān)的文化，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里就有一句：“五陵年少爭纏頭”。其他的諸如：“五陵誰唱與春風”、“五陵年少欺他醉”、“五陵衣馬自輕肥”、“五陵賓從莫敢視”、“五陵年少輕薄客”、“五陵年少讓清光”等等詩句數(shù)不甚數(shù)。
也許有人會奇怪，為什么五陵里沒有文帝的墓，這也是比較特殊的一個情況。漢文帝并沒有把自己的墳?zāi)雇叩刍莸鄯乓粔K兒，而是選擇了比較非主流的地方，就是著名的灞河旁邊，叫做霸陵。這個地方地處白鹿原的東北角（有人想到那本黃色小說了嗎），是唐代常用來代表送別的一個意境：“柳岸灞橋”。
長安無疑是漢帝國的核心，除了五陵之外，三輔也算是個比較特殊的規(guī)劃。
三輔地區(qū)又叫京輔地區(qū)，是指京兆、馮翊和扶風，京兆是都城長安一帶，馮翊和扶風兩個詞的意思都是“輔佐，保護”，就是長安地區(qū)一左一右的兩個屏障，之所以叫左馮翊和右扶風是按照古人的習慣坐北朝南來看的，和現(xiàn)在上北下南的看地圖習慣剛好相反。
古時候的人講究“南面稱孤”，王者都是向南的，朝北有很大程度的“低微”的含義，比如“北面事之”就是指稱臣，而失敗一般都叫“敗北”，俗語“追亡逐北”里的“北”字也是指打了敗仗的軍隊等等。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馮翊大概在現(xiàn)在SX省的大荔縣，在關(guān)中平原的東部；而扶風的地名一直保留到了現(xiàn)在，就是如今的SX省扶風縣，在BJ市的東面。三輔地區(qū)是大漢朝最核心的地區(qū)，而且也是秦晉地區(qū)的關(guān)隘和交通要道，素有“三輔重鎮(zhèn)”的稱號。
所以三輔地區(qū)的行政長官也和一般的地方官員不一樣，都是非常受皇帝信任的人，西漢的中后期歷史上出現(xiàn)了很多在這三個位置上政績極佳并且名留青史的，這些人集中在昭帝和宣帝的中興時期，《漢書》專門單開一傳來記錄這些人，最有名的五個還編出了一個口訣，“前有趙張，后有三王”。
三輔地區(qū)之上，還有個類似于省級編制的地域劃分叫司隸，和清朝還有民國時期的直隸是差不多的意思，司隸的長官叫做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是伴隨著漢代地方刺史制度的形成而出現(xiàn)的。最初漢朝沒有省一級的地方編制，中央直接管轄一百多個郡。武帝時期，隨著疆土的不斷擴張，直接管轄起來漸漸困難，就將天下分為了十三個州，每個州設(shè)刺史一名，刺史的品秩很低，最初只是監(jiān)察官員，并不干預地方行政，但后來就慢慢的變了味，成了高一級的行政長官。
在劃分十三個州時，京城附近的三輔地區(qū)，還有弘農(nóng)郡、河東郡、河內(nèi)郡和河南郡沒有在其中，這些地方單獨歸在一起叫司隸。因為涉及到都城長安和中央朝廷的一些監(jiān)察，不能和一般刺史等同，便設(shè)置了一個二千石的大員，那就是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當然不可能在中央地區(qū)成為更高一級的行政長官，他是不能夠管轄京兆尹和左馮翊右扶風這一類官員的，但是其權(quán)力也很大，他手上有自己的一支小隊伍，可以在三輔地區(qū)進行監(jiān)察和抓捕，就是說不但有檢查院的功能還有一定公安局的功能，當然抓上以后定罪不是他的事，所以法院他當不了。
長安還設(shè)有城門校尉這種官職。
城門校尉負責長安城各個門衛(wèi)兵，責任重大，是個比較敏感的武職。清朝歷史了解的比較多的朋友可能對清朝的九門提督這個位置印象很深刻，雍正即位和時任九門提督的隆科多是他的人不無關(guān)系。從表面上看，漢朝的城門校尉和清朝的九門提督掌管的事務(wù)差不多，但其實他們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
這個本質(zhì)的區(qū)別就是九門提督的全稱叫“提督九門步軍巡捕五營統(tǒng)領(lǐng)”，他掌管的是京城附近最強的軍事武裝，其他的部隊趕過來都還要有些時日。而在漢代，京城附近最強的武裝是北軍，而不是城門校尉的那些小部隊。北軍什么的，在漢代意義非常重大，我們后面會屢有提及。
所以真正和九門提督一樣的應(yīng)該是北軍中尉，而不是城門校尉。
除了城門校尉以外，長安附近還設(shè)有京輔八校尉。
京輔八校尉是指京城和三輔地區(qū)的八個校尉，他們都是二千石的大員，分別是：中壘校尉、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和虎賁校尉。這八個人分別是京輔一帶八個小武裝部隊的軍事長官，各自有各自的作用，比如射聲校尉專門培養(yǎng)弓箭手，胡騎校尉專門培養(yǎng)胡人士兵等。這些部隊有一定衛(wèi)戍的意義，但力量比長安的南北軍來說還是較小，更多像是一種常備的特種部隊訓練營的性質(zhì)。
長安的警備做好，未央宮和長樂宮也建了起來，大漢朝的威儀意境慢慢有點兒意思了，可是這幫和劉邦打天下的老臣還是習慣當年戰(zhàn)場時無拘無束的感覺，在朝堂之上毫無規(guī)矩，讓劉邦很頭疼。
于是，劉邦找來了這個領(lǐng)域（禮在漢代是很大的學問，有很多人就是因為通禮而做官）當時的專家叔孫通，叔孫通拿到劉邦給的科研經(jīng)費和科研項目之后，帶領(lǐng)了三十多個博士（真的是博士）開始進行項目攻關(guān)。
一段時間之后，叔孫通的項目團隊有了成果，開始向劉邦匯報，進行了一次全體高級官員的禮儀培訓，從衣著到進退、從言辭到方向等等非常的詳細，培訓大概花費了十個月的時間，效果非常明顯，劉邦在感受完了叔孫通的成果之后，感嘆了一下：“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就是說，經(jīng)過了叔孫通的改革，劉邦才感覺到原來做皇上是如此尊貴。
劉邦這個皇帝也是夠慘的了，他戎馬一生，真沒享過什么福，甚至做了皇帝以后也沒享什么福，因為馬上就會有各種事情來找他，讓他很難安安穩(wěn)穩(wěn)的躲在宮中享福。